张斌的博客

近几年来，我们国家似乎跟“会”叫上劲了，在举国倾力举办奥运会后，接着又办了世博会，现在又是亚运会，之后，还有残亚会、青奥会等等等等。

可是，我一点也不以这些奢华的“盛会”感到自豪！

就在亚运会开幕式的那天，就在上千个孩子耗时一年多时间只为了在几分钟内把那些挂在铅丝上的人在巨大的荧屏上吊来吊去的时候，就在成千上万支烟花打向天空以满足某些人的感官的时候，我还看到了另外两条新闻：

一条是河南一位80多岁的老汉为了病床上的儿子，和老伴赶车上百里到城里卖菜被“城管”掌刮；

另一条是一位民工心脏不舒服被要求作B超诊断，而排队6小时后死在B超室门口！

我们的国家真的富余到了隔不了两年就能用那么大财力办那些“盛会”了吗？那些烟花、那些彩船、那些服装、舞台、人员……随便拿出一点点来，能不能做一些低保户的保障？能不能多建一些医院诊所？（每次到医院看病，看着那些如下饺子般的人可怜兮兮的眼巴巴看着仅有几个医生时，看着那些医生平均3分钟诊断一个病人时，我的心里就充满悲哀！）

所有这些“会”，用的，当然是税款，但是，征求过我们纳税人的意见了吗？

据说，世博会时，美国馆久久没有盖起来，是因为他们不能用税款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我们国家确实一片光辉灿烂，我们人民的生活确实幸福美满，那拿点钱出来大家娱乐一下，竞技一下未尝不可，可是，事实是这样吗？大家很清楚！

    我很少“举报”什么事情，尽管在生活中常常有“不入眼”的事入眼，也尽管向政府提意见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和权利。

    上两周我因故坐长途汽车回杭州，到了杭州客运中心外公交车候车场后大吃一惊，眼前的景象不堪入目，遍地坑坑洼洼，像贴满了了烂膏药。我很纳闷，据我印象，这客运中心不是才投入使用的吗？怎么会这个样子？于是坐在车上，掏出手机拍了几张，发到博联社的博客中质疑。

    网友们就有留言，提醒我不如向市长信箱传递这个消息，我觉得很对，即照办。

    周五晚上，我在网上搜索到杭州市长信箱12345，简单写了几句话，附上了博客链接，并留下了真实姓名和电话。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一个电话，显示的来电号码是057112345，我想，这应该是市长信箱的回复了，这个回复还是蛮快的。电话是一男子打来的，他先问了我3、4遍这是哪个汽车站，我再三说，我写的很清楚，是杭州市客运中心，新投入使用的，然后他又说，是在车站的哪个部位，我说公交候车处啦，满眼都是啊！他说，那好吧，我们会把这个事情交到有关部门处理的。尽管这个人说话很冷淡，尽管他也没有表扬一下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对公共事业的关心的热情，但在电话挂掉后，我还是莫名地兴奋了一阵。

    到了周一，上班后，我又接到一个电话，是杭州市公交公司打来的。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说你是某某吗，我说是，她说你的投诉我们已经看到了，之前我们也接到过这样的投诉，我们要回答的就是，我们已经在改进了，整修广场的事情即将全面铺开。我说，谢谢啊！但是，我还想知道，为什么刚刚投入使用，就马上要全面整修呢？她冷冷地说，这个我不知道的。

    以我这个年龄，喜欢韩寒好像有点幼稚。

    大约10几年前吧，还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买了他的第一本小说《三重门》，我对此很不以为然。那时在我的眼里，韩寒就是个不循规蹈矩的另类，至多是一个愤青而已。

    但是，时至今日，韩寒的文章不断地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转载中，被网民口口相传，我也禁不住读了几篇，嘿，还真是不错呀！很多貌似玩世不恭嘻笑怒骂的文字后面，很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在里面。

    很多时候，我常常惊讶于他一个80后，在物欲横流、是非不辩、道德低俗、世风日下的今天，有这么犀利的文字已属不易，更有这样的正义感，实属不易中的不易！

    日前上海的“钓鱼执法”就是一例。 

    我喜欢韩寒还有一点，就是他不仅辛辣，还能把辛辣的文字很幽默地表述出来，这似乎更能被当今的时代接受，也老少皆宜。有好几次，我看他的文章喷出水（饭）来，哈哈大笑。

    因此，我觉得他比鲁迅更厉害。他就是那个说出了“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不说了，摘韩寒最近答外国记者问的两段答话：

据媒体报道，今年两会给每个代表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不再回收。这件事在网上炸了锅：有的说，以往发了电脑后回收是一种浪费——我不明白，使用了短短几天的电脑回收为什么是浪费？难道使用电脑者在砸电脑？

有的说，这是为了节约纸张和低碳环保——我又不明白了，制造一台笔记本电脑所产生的费用和几张纸相比究竟是谁低碳？

还有的说，这是促进委员代表尽快地学会使用高科技产品——不会使用你给他干嘛？短短的几天是开会还是办电脑学习班？

亦有说，代表委员发电脑能促进他们的网络和电子办公意识——那不能自己带电脑？亦或上宾馆的电脑？

还有说，10多年前开会发钢笔，现在社会进步了，物价也涨了，发一台电脑就等同于过去发钢笔——呜呼，从10元到5000，能升值到今天等同于电脑的钢笔，一定不是笔尖上那点点镀金了，是金项链了吧？

其实现在哪个代表委员没电脑？ 我才不信呢！如果这电脑是他们急需的物品，作为参政议政的代表委员，发一个也无妨，就算是收税吧，全国人民一人加一元杂税，也不至于饿死！

所以有网民说了，下一步呢？发汽车吧？发房子吧？发水晶棺材吧！！！

明天就是3月2日了。

41年前，1969年3月2日，中俄珍宝岛战斗打响了第一枪，4天后，我坐上了北上列车，去了紧邻珍宝岛的一个县——抚远。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与其做个在后方拿枪的真兵不如做个在前线拿木棍的民兵。

我在抚远呆满了2年，后来，经不住“诱惑”，当真兵去了。

但是，抚远留下了我走上人生道路的第一个脚印，它在我心中是那样地难忘，以至于“回抚远”成了我后来几十年中的一个强烈的愿望。终于，1996年，在大庆开完一个会后，我拖了行李走了2天，去了抚远。

关于那次之行，我后来写了篇激情洋溢的文章《重返北大荒》。在那篇文章中，我写到了一个人，一个我当时采访的人。

那年我到了县里后，得知还有30多位杭州知青留在当地，就提出想见见他们中的人。陪同我的县安全局局长李文忠抓抓头皮，说，哦，有一个，老蔫，带我去了江边。

那是一个比地窝子略好一点的小平房，用篱笆围了个小院。主人走出来，如果不说，我绝对不会想到他是知青。他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脸因常年的江风吹得黑红黑红，头发花白，穿一件T恤，是广告衫。他憨笑着引我们进屋，屋很小，迎面就是一个大灶头，隔一门，是一个炕就占去了三分之二的屋子，一家人起居生活都在那里。我进去的时候，他家媳妇正在烙韭菜合子，满屋子飘着韭菜香味。她是北方妇女，宽宽壮壮的，声音宏亮，笑声爽朗。男人家乡来人，她自然是高兴的，伸手就抓韭菜合子给我们吃。唠嗑中，我说过两天就要回杭州了，她把锅铲一扔，哎呀妈呀，那我跟着你走啊！

原来，她有两个儿子，小的这个在身边，大的那个，初中毕业后依着政策的许可户口迁回了杭州。一个在东北偏僻小城读书的孩子，他回杭州能考上高中吗？他寄居在姑姑还是舅舅，外婆还是奶奶身边我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是寄人篱下吧，依靠他们的帮助找了份开出租车的活，很辛苦，早出晚归的，勉强养活自己吧，但是，不久前，他出了个车祸，是个什么样的车祸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妈妈说把全年赚了一万多块钱都赔进去了！这时候母亲火急火燎地要去杭州看他，帮他处理点事儿，但是，她不识字，一个人咋去杭州呢？这时，正巧我来了。

我当然是可以带她一起走的，但是，我告诉她，由于我的假期有限，我早早地定好了由哈尔滨飞往杭州的飞机票。

她顿时黯然了。她不可能坐飞机。

后来的事情我记不太清了，只是给他们全家在院子里拍了一张照，然后就告别了。

我回来后，把这个人告诉了陈素红，陈说，啊，那是22（音“蔫尔”）啊！这个绰号是因为当年到抚远时，问他年龄，他说“蔫尔”（杭州话22），大家笑翻，一是因为北方人从来没有这样说22的，再一个，也因为他的年龄。那时，大多数知青只有18、9岁（我还不满16岁），而22，似乎已是一个尴尬羞涩的年龄了。

也许正因为是这个年龄，他早早地结婚，找了个本地青年，不识字，但是结实，淳厚。也正因为这样，他之后一直留在抚远。直到，永远。

在抚远的那些年里，他当过赤脚医生，小学教师，小店售货员。我见到他时他51岁，正好办了退休手续，他说，小儿子如果能考上大学，之后一家人就可以到杭州团聚了。

2008年7月，正是下乡40周年，我跟大部队又一次回到了抚远，我想找我曾经采访过的几个人，问及他，他们告诉我他已经过世了。

他叫谢学忠。

(1968年12月至1970年3月，杭州有1381名知识青年来到位于祖国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县插队落户。之后的几十年里，陆续有1300多名知青返回杭州，有26名知青至今仍然留在那里，还有8名杭州知青则长眠于抚远。)

这是我当年为谢学忠一家拍的照片

又有知青朋友写了怀念“22”的文章，我也把它转在这里，以示纪念。

怀念“蔫尔”战友

    1973年初刚过完春节，我离开湸子里调到四合生产队去了。四合是抚远县最边远的一个小屯子，有20来户人家，10来个知青，可他的地理位置又显得非常重要。整个屯子的布局是窄窄的长长的，沿着江就一条街，最东边是边防站，最西边是边防站的瞭望塔。10来个知青中就数谢学忠年龄大，大家叫是叫他22（音“蔫尔”），可他跟我说：他已是26了，年龄确实是不小了。更尴尬的是：年龄比他小的知青大多都对上像了，这使他又显得很孤单。我到四合后，和谢学忠的接触还是很多的。根据公社团委书记“小脑袋”（周惠萌）的意见，尽快把四合生产队团支部成立起来了，我任团支部书记，谢学忠任团支部宣传委员，宋桂芬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四合生产队原先没有团支部，所以团支部成立后，发展青年入团成了当务之急，要开支部大会，可哪来团旗啊，就由谢学忠在黑板上方画一个团徽，下面写上“团支部大会”几个字，会场也显得很庄严的。团支部的黑板报就挂在生产队部的外墙上，由谢学忠负责，一周出一次黑板报，非常引人关注的。不久开江了，除了谢学忠留在队里干活外（他是赤脚医生），其他男知青都下江打渔去了。一天中午，我们都在午睡，边防站瞭望塔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小孩掉江里去了，大家赶紧跑到出事地点，谢学忠背着药箱也赶来了。孩子很快被打捞上来了，谢学忠对着孩子的嘴做人工呼吸，但最终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在四合，我们党支部的几个支委（老郭、杨茂林和我）谈起过他的个人（婚姻）问题，但在一个小小的四合确也感到太为难了；也讨论过他的入党问题，但最终因为他实在是“默默无闻”而没有递交支部大会讨论。73年9月，我离开四合到上海读书，以后就一直没有他的消息。08年7月重返抚远得知他已去世，深感悲痛。一个小小的四合生产队，却有2位知青长眠在抚远这块黑土地，安息吧，死难的战友。

2008年，60余名老知青回到抚远县，出资为逝去战友做了一座纪念碑

这就是“22”生活过的四合生产队

     关于今年的春晚，大家抨击了够多，依我看，恶俗不说，还有一项，就是造“假”，说假话做假事，“假”字泛滥，而且不知是褒是贬。正统的CCTV，怎么会让这样的节目出笼，真是有严重的错误导向。下面我列举几个“假”，大伙看看是不是？

说假话——郭冬临牛莉等《一句话的事儿》

     今年最火的词恐怕是“上厕所”了！不管是丈夫或者妻子，但凡打电话给对方的朋友，都会被告知他（她）在上厕所呢，兄弟、大姐，甚至是老阿姨，全都心照不宣，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帮着圆场，不以说假话为耻，反而褒扬这种“善解人意”。

使假币——周锦堂等小品《五十块钱》

     收到了假币，千方百计还要把他花出去，咱们的小商小贩就这个德行？不巧找给了警察，就慌了神，千方百计要弄回来，还哭着喊着要“坐警车”，春晚奚落完了农民，现在来奚落小商小贩了。

整假脸——黄宏巩汉林等《美丽的尴尬》

     好端端的一张脸，居然整得老板不认识，老公不认识，连老妈都不认识了，做假做到了极致，美其名曰是为了“美丽”，让人作呕。

假就业——蔡明郭达等《家有毕业生》

      本来儿子卖土豆创业，母亲却偏要每斤倒贴钱，原因是为了让丈夫高兴，切不说这故事本身是多么地牵强附会，就是真有其事，也是反映了教育（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极其失败！

假捐款——赵本山小沈阳小品《捐助》

      本山大叔去年《不差钱》火了一把，今年就整了个《就差钱》，内容是捐款中发生的误会，想想捐款用《就差钱》这个名字是在不好，只得更名《捐款》。实话说，这是本山大叔在春晚上演得最差的一个节目，一不小心多按了一个“0”，懊悔不已，只是意外得到被捐助的大姐青睐，才意气风发将错就错，把一个本来纯洁高尚的事情庸俗到底！是幽默吗？是对全国爱心人物的玷污！

      红是我的徒弟。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大徒弟，其实不然，我第一个徒弟是宗金广，但总没有觉得宗是我徒弟，一来，他是特殊人物，二来他跟我是同年兵，三嘛，他跟我是同龄人，因此，带宗，就不像师傅带徒弟的样子。

      而红呢，是75年兵，她倒不是我接的兵，但新兵分来时，到了我这个班。现在想起来，人这个东西，还真是讲缘份的。红进了我的班，就特别跟我好。虽然作为新兵，谁都愿意跟班长亲近，可红是那种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人，决不是拍马溜须的。后来分配师傅时，她执意要跟我，我就说，你要跟我，必须剪掉辫子，她纵有千般不舍，但为了跟我，也只好忍痛剪掉了养了很多年的又黑又粗的大辫子。

     但我想红之后一定是后悔死了！她被我带的呀，呵呵，来看这篇博客的人看到这里都会哑然失笑——我真不是个好师傅！红有很多次哭得躺倒在床上，真的，别人的师傅怎么就不训她们的徒弟，别人的徒弟怎么就能够一次考出马上独立值班，而我和红，我气，她急，那个别扭呀，就别提了！所以，红这个徒弟于我来说，更多的像妹妹，甚至，女儿。

      红的父亲在上钢五厂开行车，妈妈在菜场工作，老老实实的工人家庭。红在家里为大，说起来也是家里说一不二的长女，可到了我这里，真是被我训得一点自尊心都没了。

      其实，往后看30年，全看明白了。这不是红的原因，因为在她之后的三徒弟焕弟、四徒弟蔡大头，哪一个不是这样？更有甚呢，我的女儿从小学钢琴，也被我打手，就像当初打红一样，只不过一个是用塞子，一个是用毛线针而已。等到1991年，妞妞第一次去北京，在一帮战友中，神出鬼没地就粘上了焕弟。焕弟听她学钢琴的故事听得泪水涟涟，回去就给我写了封长长的信，说是一定要耐心带妞妞，她一定是想起了当年被我带的伤心事了。

      但是红后来当了班长，据说带兵也那样，把我的坏脾气也学去了。以至于她复员后在上海，我给她打电话，也被她徒弟盘问得厉害，说是师傅教的，苦果自吃！

     在我身边，红总是低眉顺眼，哪怕她再有道理，哪怕她再做过大姐。这真是一个比我女儿还听我话的人了。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句话在她身上就是这样彻底的体现了。

     红刚转业，我恰巧在上海，一天听舅妈说，你快去看红吧，说是在家闹情绪，不吃不喝的好几天了。我到了她家，她妈妈看到我就像见到了救星，赶忙进屋对红说，快，班长来了。红就不好意思地从床上起来，两只眼睛红得像桃子，原来是对分配的工作不满意，我也不说什么，只说是吃饭吧，吃完陪我去逛逛，她就吃去了。逛街时，我给她说了顿大道理，红反正对我的话都听，回头就报到去了。一直干到现在，表现一直不错，说起来也快退休了。

     那年我在上海一科研单位工作的舅妈跟我说，她们单位来了个工农兵大学生，人很不错，脾气好得来，人人都可以差他，他总是乐呵呵的。舅妈说她观察了1年多了，是个好小伙，叫我在我的兵中给他介绍一对象。我几乎给我所有的兵都当过红娘，（我家要是有N多兄弟的话那些个女兵我都想接到家去）我想到了红。

      第一次见面安排在我舅妈家，我舅舅舅妈早早买了馄饨皮整了馄饨馅后就离开了家，把这个战场交给了我们。小沈（红后来的先生）来了，我坐在堂屋里陪他说话，红躲在厨房里就是不肯出来。她一个人包馄饨一个人烧，烧好了她总要端进来了吧，也绝，她拿盛满馄饨的大碗挡着脸送到我们面前，真正做到了“齐眉举案”。这样的女孩谁不喜欢啊，小沈自然是合不拢嘴，我私下里就对红说，你要是见了不满意你现在就说，没有不满意，你以后就不许扔掉他了，人家年龄大，经不起折腾的。红后来说，谈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不想好下去的念头，但是一想到我说的话，这念头就打下去了。

      幸好，红跟他先生恩爱到现在，好得不得了，否则我这师傅的罪过就大了——哪有这样叫人谈恋爱的！当然，主要也是我舅妈，观察人观察得好！